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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新知
创伤后成长这个概念在近年开始受人关注，它的定义是「在经历过一些负面的创伤事件后，找到了正面因素，从而帮助个人成长」。
概念指出癌症病人或其家人可以从病患中得到积极的经验，并不是要忽略他们亲身经历过的痛和苦，或者否定病情和治疗所引致的丧失。有研究指出，一个人在困境中经历到的苦，其实是有可能转化为「心理成长」的动力的。
自2010年起，基金开始进行有关香港儿童癌症康复者在创伤后成长方面的研究，是香港首份旨在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理论空隙。
研究发现，希望感较强、较多正面思想的病人往往可以经历较强大的创伤后成长，因此他们都会较有能力适应生命的挑战。
第一阶段，基金从启晴计划中邀请了八十九名年龄届乎十七至三十一岁的康复者，参加有关研究。
以下是第一阶段研究的重要临床意义：
- 在介入手法上，培养希望感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性临床措施。
- 希望感可以透过以「希望为本」的讲故事手法和心理治疗中学得到。
- 有目的地帮助康复者从病患中找寻意义和正面的思想，是可以令康复者从中得益的心理疗法。
- 旨在提升儿童癌症康复者希望水平的活动设计是有效的临床介入手法。
- 早期介入对那些准备接受电疗的病童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资料都能协助基金在未来发展更多的实证(evidence-based)心理辅导服务。这项研究会继续进行，并会进一步探讨相关的研究发现。
由儿童癌病基金赞助的医学研究「抗体治疗 (3F8) 对神经母细胞肿瘤的临床治疗成效：香港经验」在国际儿童肿瘤医学组织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Oncologie Pédiatrique (SIOP) 2009年的巴西年度会议上获颁予SIOP奖状。每年一度的SIOP会议是现时全球儿童肿瘤科的最大国际性会议。
在获奖研究中，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教授陈志峰教授领导的香港儿童血液及肿瘤科学会发现将常规治疗和免疫治疗混合使用的新混合疗法能将患有转移性的神经母细胞肿瘤的病童四年存活率由 17.6% 提升至49.2%，存活期的中位数则由1.8 年延至 5.2年。
神经母细胞肿瘤是继白血病、脑瘤和淋巴瘤后最常见的儿童肿瘤，源自未分化的交感神经节细胞。这些肿瘤大部分在腹部的肾上腺起源，也有在颈及盆腔等部位滋长。占一半的病例发生于少于两岁的儿童身上。此类肿瘤生长迅速，超过六成半的肿瘤在发现时已经扩散至其他身体器官。
陈教授指，神经母细胞肿瘤于香港儿童的发病率约为百万份之五点一。神经母细胞肿瘤的治愈率视乎肿瘤位置、肿瘤的组织特性、病发年龄和肿瘤发现时的扩散程度。若肿瘤位置局限于某一部份或分化良好的肿瘤，存活率可高达九成。不过，若肿瘤出现扩散，存活率则最多只有两至三成。一般来说，对于少于一岁的婴儿，预后的情况会比较好，有部份更可以自动消退。
为提升预后较差的患者治愈率，香港儿童血液及肿瘤科学会一直研究将常规治疗和免疫治疗混合使用
的新混合疗法。这新混合疗法，在美国又名为抗体疗法，为预后较差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这种抗体疗法其实是因药物3F8而得名的。3F8是一种特殊单株抗体的简称。
「3F8会依附在神经母细胞肿瘤表面的特殊蛋白醣酯体GD2。当3F8进入血管系统时，它会依附在神经母细胞肿瘤表面的GD2。换言之，3F8可针对地对付神经母细胞肿瘤，并引导病童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攻击被视为外来者的神经母细胞肿瘤细胞。这样一来，病童自身的免疫系统可消灭与3F8依附一起的神经母细胞肿瘤细胞。」陈教授解释3F8如何消灭神经母细胞肿瘤细胞。
问及这种治疗可有副作用？陈教授点头说，「痛是最主要的副作用。」由于一些感觉细胞的表面有GD2蛋白，故此当3F8依附感觉神经元的GD2时，痛楚的感觉便会释放出来，传递至大脑。痛楚多会于每日3F8治疗过程的中期或后期才出现。药物如吗啡可用来镇痛。可庆幸的是痛楚是短暂的和逐步减退的。
一直以来，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是传统医疗癌症的方法，而手术切除则主要用来治疗实体瘤。事实上，传统的化疗和放射治疗的短暂副作用都为人所熟悉，例如头发脱落和呕心等。不过，较少人知的则是治疗后数年才显现的后遗症，如器官衰竭和继发性癌症等。
所以，医学界一直致力寻找更完善的治疗方案。近年，坊间出现治疗癌症的新名词 ─「标靶治疗」。「标靶治疗」更被冠以癌症患者的新救星，但是，究竟标靶治疗是什么？它的功效又如何呢？
儿童癌病基金特别就此访问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医学副教授蒋国诚医生，了解一下标靶治疗这新疗法。
蒋医生说，标靶治疗是近几年才流行的医学名词。简单点来说，「标靶治疗」就是用针对性的药物来对付癌细胞，而科学家就因应癌细胞特性而研发具针对性的标靶药物，这样的药物，既可以提升治疗的成功率，又可以因为药物的针对性，使其他正常细胞不会被影响，殃及池鱼。
虽然「标靶治疗」这名词是近几年才流行，但是其实这种疗法在早年已经出现。蒋医生举例说，十几年前，医学界发现全反式维甲酸 (all trans retinoic acid, ATRA) 在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的第三型 ─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 细胞中的独有融合蛋白PML-RARA上可发挥作用，针对性令癌细胞雕零。
由于这种PML-RARA融合蛋白不会出现在一般的血液细胞中，因此，这种治疗只针对APL癌细胞。虽然当年「标靶治疗」这个名词并未出现，但是ATRA已一早被认定为具有针对性的标靶药物，用来对付APL。
不过，应用在儿童肿瘤科的标靶药物数量并不多，因为研发在成人癌症治疗的药物数量远多于治疗儿童癌症药物，只有少量的标靶药物能成功通过所有测试，所以最终能被临床证实可治疗儿童癌症的标靶药物数目并不多。例如，具抗CD20单株抗体功能的药物Rituximab能用来对付淋巴瘤 (lymphoma)、单株抗体的3F8对付神经母细胞瘤 (neuroblastoma) 的癌症，具有抑制功能的标靶药物Glivec能治疗慢性骨髓白血病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等。
就以治疗CML为例。
标靶药物Glivec在临床治疗功效的成绩最为显著，Glivec能针对CML融合蛋白BCR-ABL，改变了整个治疗CML的方案。由于Glivec的治愈率明显地高于过往的标准一线药物，如传统的化疗药物和干扰素，在九成病人身上，Glivec的药性能被大多数的病人所容纳而又能保持较长的病情控制期。所以，Glivec现时已取代化疗药物和干扰素成为一线药物。
那么会否有一天化疗会被标靶治疗完全取代呢？
蒋医生回应说，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这情况，其实只是Glivec的标靶治疗的临床功效最为成功，大多数的癌症都不能长时间用单一的药物来治疗，因为抗药性会无可避免的出现，所以，结合几种的治疗方法是必须的。
蒋医生续说，其实现时的标准治疗方案的药物都能治好约七成的儿童癌症病例，而标靶药物的研发和应用是希望能把治疗率再提升。他期望，大众应该对标靶药物抱着开放的态度，留意着标靶药物的应用和发展，但同时要抱有科学家求证的态度，一定要以临床证明作为药物应用的依归，切忌盲目追捧新药。
脐带血移植这门医疗方法发展至今（二零一二年）已有二十三年。儿童癌病基金特就此访问本地医疗科技的权威介绍有关脐带血移植的最新发展。
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科部门主管、包黄秀英儿童癌症中心主任兼中文大学儿科荣誉教授李志光医生表示，在1989年全球第一宗近亲脐带血成功移植，治癒患有范可尼贫血症的儿童后，脐带血移植的科技便不断发展。
过去多年，骨髓移植主要用以治疗难以治癒的疾病，如白血病或淋巴瘤。随着时代的变迁，核心家庭的数目日渐增多，这些家庭只养育一至两名子女，故此当需要寻求骨髓捐赠者时，透过近亲去寻找合适的近亲骨髓就变得不容易，非血缘的骨髓移植往往会有较高的併发风险，而且寻配合适非血缘的骨髓往往需时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相反，脐带血的寻配需时较短，这点对白血病患者尤其重要。
李教授指出，在2006年以前，非亲属脐带血移植病例并不多，主要因为每份脐带血中的幹细胞数量有限，按患者体重计算，对于体重较高的病人，单份脐带血可能不足以保证脐带血植入后能有足够的幹细胞帮助。有见及此，威尔斯亲王医院在2006年与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合作，进行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为需要进行幹细胞移植但欠缺合适近亲或非亲属捐赠者，以及单份脐带血的幹细胞数目不足使用的病人，提供双份脐带血移植。此项临床研究目的是要研究双份脐带血的联合应用，透过增加幹细胞的数量，能否提高脐带血的成功植入率。过去三年，威尔斯亲王医院就为十一名急性白血病患者进行双份的脐带血移植。结果显示，在这些病人当中，成功植入率达九成，而移植后的併发症未见增加，至今八名患者仍然存活并沒有復发。由此可见，双份脐带血解决了单份脐带血幹细胞数量不足的难题，同时脐带血移植缩短患者等候合适骨髓捐赠者的时间，让重病儿童多一个医治机会。
香港的公众脐带血库是十分重要的医疗配套，为癌症患者需要接受幹细胞移植提供脐带血来源，增加病童的生存机会。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在1999年成立了香港第一间公众非亲属脐带血库，为香港病人提供脐带血作移植用途。自成立至今，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已提供约六十九份脐带血作移植用途，当中大部份需要的移植对象是病童。现时，约八成半的脐带血移植都会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骨髓移植中心进行。迄今，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存藏着逾三千份已处理的脐带血，可供移植用途。
儿童癌病基金一直关注香港癌症病童的医疗发展，去年基金就联同香港印度妇女会，捐出合共二百六十万元予香港红十字会输血中心，为中央脐血库提升设备以达至国际认可水平，协助香港红十字会输血中心继续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免费及高质素脐带血服务，令本地的病人受惠。